【编者按】

2023年8月19日，一年一度的中国医师节。

决定学医，意味着什么？

(资料图)

一份看似光鲜的工作？一条漫长艰辛的道路？

近年来，高考和研究生入学考试，医学类专业都是热门之选，录取分数也“水涨船高”。

无数青灯苦读的日夜，总是与时间赛跑、与死神较劲。第六个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，澎湃新闻推出特别报道“为何学医”，回望来时路，你找到答案了吗？

2023年8月，赵开军，上海市东方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。澎湃新闻记者 李佳蔚 图

或许和外界普遍的印象有所不同，从医20多年的赵开军越来越觉得，“勤劳”是医生的必备品质，大部分医生并非高收入群体，持之以恒需要职业精神。

赵开军，51岁，上海市东方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、血管组组长，擅长颅内外动脉瘤、夹层动脉瘤、脑血管畸形、脑梗塞等复杂脑血管病的微创治疗。

报考医学专业之于他有几分机缘巧合，一路走下来却是百分百的坚持和努力。

如今，赵开军的病人多是从各地来沪求医的疑难杂症患者，他和搭档两人平均每月进行50台左右的脑血管病手术，“经常凌晨还在手术台上”。 

人们对医生常有“高大上”的想象，赵开军不以为然，他眼中医生也是平凡岗位，工作辛苦、压力大、风险高，科研任务也很繁重。由于医学学制长，求学从医之路很漫长，甚至“很坎坷”。 

“对外科医生来说，你再善良再聪明，不勤劳很难当好一个好医生。”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，赵开军反复强调这一点，道理很简单，“也许天天有人半夜叫你起来看病人或做手术，一大早你还有门诊或手术，经常是这种工作状态，你能持之以恒地做到吗？”现实，一直在考验医生。

2023年初，赵开军在病房查房。澎湃新闻记者 李佳蔚 图

繁忙：每月50台左右手术

8月中旬，澎湃新闻记者见到赵开军时，他刚忙完手上工作，正在和几名医生围在一起讨论病人状况。桌上放着高高一叠病历，他快速整理下，起身带记者走到隔壁小会议室。

接受采访的前一天晚上，赵开军连做四台手术。由于是“接台”，前面有两个科室结束了手术，下午四、五点他和同事才进入手术室，连续治疗四名患者，手术全部做完已近凌晨。第二天一早，还有多个危重患者的病例探讨。

赵开军查看患者检查报告。澎湃新闻记者 李佳蔚 图

赵开军个头高，身形削瘦。他来自山东泰安，说话方式很直接，如同手里的手术刀。在东方医院南院神经外科，他带领主治医师马继强负责脑血管病，科室还有脑肿瘤、脑外伤、脑积水等其他方向。

“太忙了，人手很少。”赵开军开门见山，“既要做研究，搜集资料，写文章，还要看门诊，更要做手术”，每个病人、每项职责都重要，繁忙是医务工作鲜明的特点。

手术是外科医生最忙最累的事。在东方医院南院，赵开军和马继强两人平均每月进行50台左右的手术。

这个数量有多大？除了门诊、科研，医生平均每个工作日还要安排2台手术。赵开军介绍，通常每周有一个“正台手术日”，这一天从早到晚，他们要进行8-12台手术。

“前段时间有个从台州来的病人，是一名血管畸形患者，那天我们已经做了一天手术，半夜12点多，要再给这名患者这做手术，你说做不做？”赵开军说，当然必须做，加班很正常。他解释，晚上一般不适合做高难度高风险手术，医生只能加倍小心。那天手术做完已是凌晨5点。

上海的外地患者多，赵开军接诊的病人也是这样，“我们95%以上的病人是从外地转诊来的，大多是疑难杂症。”七月一个周末他去查房，病房里患者有从新疆来的、从云南来的、还有来自国外的。有位患者带家属在走廊等他，出院前，想和医生合影留念。

救治过的患者，赵开军印象都很深，他提到一个典型病例。

患者35岁，是一名新疆伊犁的民警，忽然出现头痛、流涎、饮水呛咳、讲话含混不清、肢体无力麻木等症状，当地医院颅脑CTA检查，诊断为椎基底动脉延长扩张症，是一种罕见的疑难杂症，当地没有足够的医疗条件救治。患者年纪轻，家属心里很着急，跑了很多地方看病，最终跋涉4500公里来到上海。

赵开军检查发现，这名患者有明显脑干、颅神经和小脑的压迫症状及颅内压增高，由于个体差异及病症的复杂性，国际上还没有成熟的治疗方法可借鉴。通过多学科会诊，治疗团队设计出一套分期治疗方案：首先闭塞一侧椎动脉，然后二期植入支架。

“手术一旦有偏差，患者以后很可能瘫痪，严重时危及生命。”赵开军非常清楚手术的风险，但这名患者已无法通过保守治疗取得疗效，医生必须采取积极的治疗方案。

2023年8月18日，赵开军和一名河南患者术前谈话。受访者 供图

然而，手术当天，患者血管的形态短时间内再次增粗扩张，局部呈现明显的瘤样突起。此前的方案已不是最佳选择。医生再次术前谈话，评估和权衡，最终决定为患者进行血流导向装置植入术，获得家属同意。

手术前，医生、病人家属都捏把汗，这是一种高风险的国际前沿术式，对医生及围术期管理有很高要求。所幸那天手术很成功，赵开军不无自豪地说，术后患者的头痛、躯体麻木、讲话不清等9个症状明显缓解或消失，精神状态得到改善。

“这名患者回到新疆后，很快重返工作岗位，现在还经常打打篮球。”他说，后来患者多次复查，核磁共振和DSA均显示其扩张的血管已恢复正常。

赵开军说，很多时候外科医生的工作就是这样，“手术量大，且绝大部分是疑难杂症，每一次手术对医生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，压力很大。”

到了周末，除查房、收治外地患者、处置急诊以外，医生要反复术前谈话。手术对每个病人和家庭都是大事，一般要谈很多次，“有的病人带亲戚朋友来谈，甚至有带医生朋友来术前谈话的，直到最终确定手术方案。”他说。

赵开军查房时，和患者及家属合影。受访者 供图

风险：医患关系中的“矛盾”

采访赵开军时，无论从什么问题切入，他下意识会把焦点落在患者身上——哪个病人长期卧床、不会说话；哪个病人疾病缠身3年；哪个病人漏诊了21年，却一直没有明确诊断……许多患者他随口能说出基本情况，叫什么名字，从哪里来。

“赵医生他有一点让我很佩服，就是我们有时候要找几年前的病人，其他人可能要查半天，问到赵医生，他打开微信就找到了，他和大部分病人加了微信。”主治医师马继强告诉记者，这一点曾让他意外，也是他从赵开军身上学到的本领。

“病人加医生微信会有安全感，方便随时询问。”马继强说，“反过来，也给医生增加了工作量。”这是赵开军处理医患关系的一个细节。

赵开军觉得，医患关系仿佛一对相互依存的矛盾：经年累月面对大量来自病患急迫的需求，再坚强的医生也有疲惫的时候；同时，看到病人治愈后，重新回归社会和家庭，流露由衷的喜悦，又消解了这份职业本身的痛苦。

在他看来，再相互信任的医患关系也不得不面对风险。

他提起近期一个病例。2023年上半年有一名39岁的男性患者，反复脑梗塞将近3年，时有肢体无力，时有偏瘫，但多次检查和治疗没有明确诊断。

经过赵开军诊疗，他查出患者有多个血管夹层。血管外观看似完好无损，但内膜撕裂，形成夹层。医生把情况如实告诉患者家属，通常，既可以采取保守治疗，也可以采取手术修复。

但病人和家属很难理解，甚至不太相信。因为做了这么多检查，没有医生诊断出血管不好，为什么到了这里，你确定是血管夹层？

赵开军对记者说，这考验一个医生的经验和良心。“别人没有这样诊断，你凭啥这样诊断？别的医生一直在保守治疗，你为什么要手术？他（患者）还这么年轻，如果出了差错，你可能还要吃官司。”赵开军直言不讳，解释得再清楚，这种疑难手术，风险还是可能让医生置身于困境。

后来，患者及其家属与医生反复讨论后，选择手术治疗。赵开军说，患者术后恢复很好，已重返工作岗位。

“把一个病人救活，帮助病人走出困境，病人会很感谢医生，很尊敬你，你也会感觉特别有成就感。”赵开军说，这感觉很好，也是支撑他坚持从医的重要原因。

2023年8月，一名康复患者送给赵开军的锦旗。 受访者 供图

职业：漫长艰辛的从医路

从医学生到医助，从住院医师、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，几乎每个医生都不否认医学专业的漫长和艰辛。这条路有多不好走，赵开军深有体会。

20世纪末，赵开军大学毕业后，曾在山东当地一家医院做过多年基层医生。“很普通的外科医生，做了好多年。”他说，那时每天早上4点起来看书学习，7点去上班，在医院主要做颅脑外伤、骨折、阑尾、疝气、胆囊穿孔这些基本手术。

二十年前基层医院条件简陋，他曾去一家医院支援，严寒的冬季，一台外科手术做完，自己把沾有血渍的铺单、器械清洗干净，消毒、烘干然后打包，为下一台手术做准备，基本没有其他人协助。

值夜班时，他常碰到各种意外。譬如，打架斗殴、骑车摔伤后患者到医院处理伤口，有人可能闹事，有人可能不付钱。无论什么情况，医生首先要处理伤情，同时不得不应对医务之外的事。

1999年有一个重型颅脑外伤的患者入院治疗，伤势很重，大家都感觉生存希望很渺茫，赵开军没放弃，大约一个月的时间，他吃住在医院没回家，白天晚上和患者住在一个病房，全力抢救。一个月后，这个患者终于醒过来了，他却病倒了，“累成了肺炎”。

那个月，是赵开军做基层医生时薪水最高的一次，发了800元。“那时候感觉好多了，加班一个月，工资、奖金加起来拿到最多的一次，平时一个月就是两三百块，一个夜班也就6角钱。”

他一直努力深造，先后去泰安市中心医院、山东省立医院等进修学习，2004年考入遵义医科大学神经外科硕士研究生，2007年又进入上海交大医学院攻读博士。用他的话说，“这一路很坎坷”，但付出得到了回报。

2010年博士毕业后，赵开军进入上海长海医院博士后工作站，在脑血管病中心学习工作了11年。“我所在的治疗组，一年做到800多台左右的手术，”他说，他几乎没休过假，在长海医院11年间，只回了山东老家三次，加起来15天。

赵开军去四川支边时在门诊接待患者。受访者 供图

长时间高强度的训练，让赵开军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，也从助手熬到主诊医师，独立带组收治患者。2021年，他转入上海市东方医院神经外科，职业生涯进入新的阶段。

如今很多人说“医生都很有钱”，赵开军不以为然，他说即使在三甲医院，普通医生的收入也并不高。据第一财经报道，《中国公立医院医生薪酬收入的现状与趋势分析》研究显示，我国主要三级公立医院医生平均实际年收入从2016年的9.57万元增加到2019年的12.22万元。2016～2019年四年间，我国主要三级公立医院医生实际年收入虽略有增加但总体变化不大。

“大概几千块到一万多块吧，可能是中等偏上水平。”马继强有同感，他告诉记者，从毕业到进入岗位，医生头几年收入都不高。马继强本硕读了8年，现在既是东方医院神经外科主治医师，也是同济大学医学院在职博士生。

这名青年医师感叹，“竞争非常激烈，上海的医院要求很高，不光做手术，也要拿课题、发文章，满足所有条件，才能往前走一步。”他说，但也只有不断提升自己，才能在各方面迎来发展。

跟随赵开军这几年，马继强称自己在临床、科研上成长很快。“我没有后悔过学医，辛苦确实是辛苦，但确实是有成就感的。”他说，这个成就感和赵开军所说的一样，“来自于把这个病人的疼痛缓解了，把毛病看好了，就是有成就感的。”

赵开军有时反而觉得对不住马继强。“他跟着我，周末和晚上经常都不回家，住在医院，这么多重病人在医院，他想走也走不了。”赵开军说，医生是这样熬出来的。

还有件事赵开军印象很深。有一次他妻子生病住院，要做手术，那天他也有手术。根据妻子手术的时间，他把自己的手术排在当天最后一台，正好两台同时结束，他可以去照顾妻子。

那天晚上，两台手术同时结束了，赵开军正准备去把妻子抬到病床，结果来了急诊，手术延长到凌晨两点多。他没办法了，打电话请妻子的姐姐来帮忙照顾。

赵开军说，这是职业带来的遗憾。“在家庭中，更多的是家人在照顾医生，别指望医生能照顾家庭。”他不希望儿子像自己一样未来也学医，但会尊重他的选择，“一个家庭有一个医生付出就足够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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